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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社会法”与“中义社会法”——兼与郑尚元、谢增毅先生商榷(下)

 “广义社会法”与“中义社会法”

 

——兼与郑尚元、谢增毅先生商榷(下)

 

董保华

 

(二)“广义社会法”理解中必须明确的几个概念

 

以下一些概念是两位批评者极力回避的内容,笔者认为,如果对下列概念不明白,恐怕无法评价“广义社会法”。

 

1)社会运动。进入20世纪后,劳工运动、消费者运动、妇女运动、环保运动的风起云涌使人们对社会问题在深度、广度上都有了不同的认识。这种社会运动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法人运动”展开的。19世纪末,公司作为法人登上经济舞台,形成了人类史上颇为壮观的“法人运动”。公司制度的发展,使现代社会出现了一对特有的关系,即法人与自然人的关系。法人与自然人表面看来是完全平等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法人制度的出现,打破了财产关系原有的平衡。这一矛盾也使传统的老弱病残的社会问题以及妇女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2)社会团体。社会运动的发展也使社会团体有了长足的发展。在“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的称谓中,目前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是“非政府组织”这一称谓,而美国则通常采用“非营利组织”的叫法。“非政府”是与公法的区别:“非营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私法的区别:“第三部门”更是明确地强调了其作为第三法域位于政府(代表公共领域)和市场(代表私人领域)之间的那块领域(社会领域)。社会运动和社会团体是20世纪以来的社会矛盾挤压出来社会问题,并对当代社会的社会结构以及理论学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社会领域。社会领域被理解成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互动领域,也可以说是私域与公域之间的一个弹性空间。正如柯享和阿拉托所分析的那样,个人并不是只在私域活动;国家也并不是只在公域活动。国家的有形之手,有时会越过公域的界限,个人的利益有时提升出私域的界限。正是这种市场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导致社会领域的形成。[50]社会法强调的是社会分层带来的调整模式。如果我们将整个社会的利益分成不同层次的话,个人利益作为私人利益可以视为一种微观的利益;公共利益表现为国家利益时可以视为一种宏观的利益;社会法所要保障的是一种社会利益,这是一种中观的利益。公共利益主要通过行政管制来实现;私人利益主要通过个人自治来实现;社会利益的保障虽不完全排除管制,但主要还应当强调社会自治。

 

4)社会法域。如果说基准法作为一种底线控制,划定了其与公法的界限;团体协约作为社会自治的形式则划定了与私法的界限,社会法域的内部也是一种分层调整模式。社会法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法益-权益结构。“权益”首先说明了与“权利”一词的联系。“权益”包含了“权利”,体现了“权利”一词中所反映的选择,“权益”这一词还强调与“权利”一词的区别,包含了以义务形式体现的社会利益。依据各类社会基准法的强制性规范而产生的是社会义务,如最低工资、最高工时、最基本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产品质量标准、义务教育等,使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在团体协约中存在着替代性选择,个别劳动合同与集体协议抵触的,抵触部分无效。这类义务不是基于自然人与法人作为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合同而产生的。劳动者、消费者、受教育者虽然是受益人,但并不是权利人,不能随意改变或放弃自己的利益,用人单位所承担的义务是对国家或团体的义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应当按照法律或团体协约的规定去执行。

 

“广义社会法”作为第三法域的提出,也应当有自己的逻辑体系。笔者将其概括为十个方面,除社会利益作为“法益”的基础性概念的贯通全部,其他逻辑体系可做如下安排:社会法的规制对象—从契约到身份;社会法的基本原则—从平等保护到倾斜保护;社会法的权利观—从权利本位到义务重心;社会法的客观法—从任意性、强制性规范到相对强制性规范;社会法的第一种调整模式—从契约优先到法定优先、团体优位;社会法的第两种调整模式—从权利政治到公益政治;社会法的法律关系—对称关系到不对称关系;社会法的执法程序—从分别执法到综合执法;社会法中的法律责任—从单项责任到综合责任。对于“社会法”而言,只有以一种“法社会”的动态的方式才可能理解。

 

(三)两种观点争论的核心:国家本位还是社会本位

 

郑尚元认为:“‘公’与‘私’的对立或融合的结果,不是‘社会”’。[51]谢增毅认为:“公法、私法、社会法这种‘三分法’是否科学,值得推敲。”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实质分歧在于用“二分法”还是“三分法”来理解当今中国的社会现象。

 

不同国家的学者之所以不约而同采用“社会法”这一名称来对应第三法域,是由于“社会法”本有双重含义,“社会”是相对“经济”、“政治”而言,“社会利益”是相对“公共利益”、“私人利益”而言。在“社会法”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中,这两重含义是重合的。“经济领域”最需要保护的是私人利益,私法对应的“经济领域”也成私域;“政治领域”最需要保护的是公共利益,公法对应的“政治领域”也成公域。社会法对应社会领域,维护的是社会利益。当代的社会领域是在经济与政治两个领域平衡过程中形成的,当代的社会问题往往是两个领域挤压出来的,社会利益也是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整合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法是在强调公法与私法两个法域分离的基础上,强调公法、私法在第三法域的融合,这也是三分法核心价值。

 

当国家与个人失去多元社会这样的隔离带,直接强调公法与私法的整合,可能发生的只是公法对私法的兼并,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高度集中统一传统的国家里尤其是如此。在谢增毅看来,“现在几乎所有的法律部门都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法律目标或价值之一”,[52]在这些学者眼光中,社会利益与公共利益是不加区分的,自然无法认识“社会法”的含义。郑尚元认为:“社会的存在自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在延续,即使在封建社会也存在‘公’与‘私’的融合问题,法律保护‘利益’而采用‘公力’调整的方法比比皆是。”[53]如同他将封建社会“公法”与今天的“公法”混为一谈,郑尚元所理解的社会是传统社会,甚至古代社会而非现代社会。在他心目中两者并无区别,都是采用“‘公力’调整的方法”。[54]

 

传统的社会问题主要是老弱病残的济贫问题,这是社会中一个相对固定的困难群体,如美国学者海伦•克拉克所说:“其立法意义一是为了保护在特别风险下的人群的利益。”谢增毅、郑尚元所认识到的弱势群体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困难群体。“社会法主体多是以群体方式出现的,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以一个社会群体的形式成为法律主体,既可能以弱势群体中的个体而获得法律的保护,也可能以群体形式成为法律主体出现。”[55]这个固定的群体应当通过社会调查得出,国家对这类困难群体给予帮助。在郑尚元的眼中,无论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法律保护‘利益’而采用‘公力’调整的方法比比皆是”。[56]“社会法法律关系的社会公共性决定了社会法主体的扩散性”。[57]其实,在当代社会,即便是国家在涉入社会领域时,也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只强调所谓的“公共性”;当今社会更不是让公力调整成为比比皆是的现象,而应当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自治。在这些学者的视野中,只有国家与个人的传统关系。无论是谢增毅还是郑尚元都只有传统的国家观而没有现代的社会观。这种学术见解的分歧决非偶然,其实是由不同的治学理念决定的。

 

如果说在社会法扩大范围上,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并无真正的分歧,两者的实质分歧显然在于强化社会自治空间,还是国家管制。学者不被允许越过行政划界的雷池来进行研究,否则便会陷入“毫无价值”[58]“危害社会法的存在价值”[59]的谴责境地。

 

四、“广义社会法”的再认识

 

除了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理念分歧,“广义社会法”招致批评的直接原因是其形式上被认为与“法律门类”不相容,这也是众多社会法研究者自称“中义社会法”的原因。其实这种不相容也是建立在某些学者对官方文件的一种解读上。“构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标志是:第一,涵盖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或法律门类)应当齐全。”[60]在官方的表述中“法律门类”与“法律部门”似乎是可以互换的,我国学界主要这样理解,郑尚元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才将自己广义的学说硬塞入狭义的“法律部门”定义,从而取得了批评其他学者的话语权。其实,结合官方列出的具体内容,也可以作出另一种解读。构成法律体系的内容,有些是法律部门,如宪法、行政法、刑法;有些是法律门类,如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程序法。以这样的理解,“法律门类”与“法律部门”的涵义并不相同。笔者以为,法律部门在一定条件下虽可以与法律门类相并列,但从建立一个科学的研究体系的角度讲,法律门类是法群的概念,与法律部门是两个层次的概念。当我们作出这种解读时,“广义社会法”与“法律门类”便具有了相容性。在这种解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来讨论“广义社会法”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广义社会法”的理论价值

 

很多国家的社会法都是以狭义法典与广义法群这样的结构形式存在,区别只在于将前者或后者哪一个命名为“社会法”,如德国更愿意将社会保障法这一部门法称为“社会法”;而日本学者则更愿意将包括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经济法等部门法的法群称为“社会法”。两者本不是矛盾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我国“广义社会法”的理论价值可以从以狭义法典与广义法群这样两个视角来认识。

 

从狭义法典的视角来观察,法律部门是运用特殊调整方法调整一定种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法律部门不是一个世界通用的概念,作为一种实在的制度设计,在国外是一种法典化的制度安排。用一种类似的调整方式去规范社会关系时,要求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性质,范围一般比较狭窄,否则制度设计便会失去针对性。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看,“法律部门”应当狭义化,只有有独特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才应该成为法律部门。随着社会发展,法国将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区分为两部法典为我们提供了范例。法律部门只有狭义化,才可能体现出法律规范的稳定。我国官方定义的“中义社会法”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特殊群体保护法等多个部门法,这些部门法调整对象与调整方式各异。严格说来,我国的“中义社会法”从范围上看是一个法群的概念。我国官方定义的社会法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立法宗旨,具有“广义社会法”的性质,其所涉及的法律门类,也更适宜以“广义社会法”的原理来理解。事实上,我国一些声称自己以法律部门方式研究“中义社会法”的学者几乎无一例外是以“广义社会法”的法群原理来著书立说。官方提出“中义社会法”已经十年有余,然而,我们至今没有看到一本按法律部门方式撰写的社会法著作。可见,将如此庞大的法群硬塞入法律部门的套子中,根本行不通。

 

从广义法群的视角来观察,社会法域的描述,是以传统的私法领域为对象,承认形式平等而实质不等的法律现实,从而划出一种私主体、公内容即“私法公法化”,或私主体结成团体即“私法社会化”的调整模式,我国还应加入公主体、私内容即“公法私法化”的调整模式,制度背后的逻辑是主体的强弱对比。对于这种强弱对比关系,需要的不是一部法律而是一个庞大的法群来提供保护。我国的部门立法带有行政划界的痕迹,在社会法概念形成时,官方已经将一部分具有强弱对比关系的法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划归经济立法,致使官方“中义社会法”的范围与学者“广义社会法”的范围有了区别。这种区别只涉及经济法是否应当适用“广义社会法”的原理来进行研究,一些研究法理学、民商法的学者甚至于实务界的研究者也已经注意到:“经济法学界越来越多地认同经济法是一种社会法”,[61]“基于社会法的视角来研究和认识经济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法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潮流。”[62]无论经济法学者采用何种研究方式,均不妨碍我们在研究官方定义的“中义社会法”时采用学者阐述的“广义社会法”的原理来建立体系。

 

“广义社会法”强调保护弱者,并以此形成统一视角。笔者以为,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被我国社会法学研究者长期忽视,这就是弱势群体的两层含义,我们可以将其区分为“困难群体”与“弱势主体”,[63]两者含义迥异。我国弱势群体概念有时是在前一意义上使用,有时是在后一意义上使用。当法律关注的对象从困难群体扩大到弱势主体,可以说是从“绝对弱势”扩大到“相对弱势”,这是一种具体的、动态的弱势。调整方式本身也会发生变化,对于固定的困难群体而言(或称“绝对弱势”),应当通过国家的有形之手直接进行矫正,从而保障其生存权,并以积极权利的方式强调国家的作为,给付性行政理论也由此流行。对于相对变动的弱势主体(“相对弱势”)而言,其弱势地位本身是通过团体表达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广泛的社会运动让人们意识到,除强调国家的作用外,调整方法上是以倾斜立法为特点的形成多层次调整的社会自治模式,社会团体在平衡这种具体、动态的关系中作用更大。这也是社会结构三分的理论意义。从国际上看,后一种通过基准法、团体协约、个别合同相结合的社会自治模式已经成为当今第一调整模式;而前一种行政给付调整模式退居为第二调整模式,在行政给付模式中也有社会团体参加,融入分权式管理的形式。两种调整模式构成社会法的主要调整方法。[64]我国官方的社会法定义其实是涵盖两种模式的。即便我国当前更强调生存权保障以及国家行政给付的调整方式,按官方自己的解释,是一种渐进式的现实选择。当前我国学者根本否认社会结构三分的理论意义,便只可能认识“绝对弱势”的情形。我国一些“中义社会法”的研究理论尽管形成时间很晚,观点却极其陈旧,原因正在于此。

 

(二)“广义社会法”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种基本结构的学理研究,“广义社会法”是否经受住了时间考验而在今天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得明确:中国当今的社会问题是更古老了还是更现代了?是更零碎了还是更整体了?是更简单了还是更复杂了?

 

中国当今的社会问题是更古老了还是更现代了?米尔斯认为,社会的问题是公众的问题,即不是个人的困扰,而是社会中许多人遇到的公共麻烦。“社会的公众问题常常包含着制度上、结构上的危机,也常常包含着马克思所说的‘矛盾’和‘斗争’”。[65]如果说传统的社会问题主要是老弱病残的济贫问题,劳工问题、消费者问题、妇女问题、环保问题是一种更为现代的问题。“广义社会法”结合国内外经验进行研究,从国内视角看,这些问题恰恰在这十年中展开,日益成为困扰我国发展的主要社会矛盾。“广义社会法”所提出的理论思想和社会政策,在发表当初并不受重视,然而,这十年我国政府所强调的社会政策,正是该理论最好的体现,官方的“中义社会法”的提出和强化与这一理论是高度契合的。在我国以“权益”为名的立法,如劳动者权益、消费者权益、妇女权益、未成年人权益等等正成为一个巨大的法群。当然,以“广义社会法”的理论来观察,当今的社会政策也还有调整的空间,最突出的是对社会团体非政府、非营利特点的认识,只有这样的组织才可能在克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中发挥作用。

 

中国当今的社会问题是更零碎了还是更整体了?“广义社会法”除了对外有区别法域的作用,对内还有凝结法群的作用。劳工问题、消费者问题、妇女问题、环保问题背后也依然存在着法人与自然人的矛盾。法人的强大地位,不仅会侵害自然人的财产权利,而且会直接侵害财产关系中承载权利或义务的主体,使得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交织在一起。在劳动关系中,劳动条件的恶化不仅会损害劳动者的权利,而且会损害劳动者的人身;在产品质量关系中,质量或服务的缺陷,也往往会伤及人身或损害人格。这种平等性掩盖不等性,财产性兼容人身性的社会关系仍应成为社会法的主要研究对象。这种问题需要整体解决方案。劳动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对内的用手投票,组织工会;对外的用脚投票,抵制消费。从国际上看,两种运动正在出现汇合的趋势。这种汇合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企业除了经济人格外,正在发展出社会人格,一种对于劳动者、消费者、环保承担责任以及反对歧视的社会人格。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日趋整体。

 

中国当今的社会问题是更简单了还是更复杂了?毋庸置疑,今天的社会冲突较之十年前更为激烈和复杂,社会利益的分层调整显得尤为重要。尽管我国各个法律部门都在强调“社会本位”,但含义并不相同。从利益分层的视角观察,私法希望将当前的一些社会矛盾置于微观层面予以解决;公法希望将当前的一些社会矛盾置于宏观层面予以解决。“广义社会法”则希望社会矛盾置于中观层面予以解决。由此决定了不同的调整方式。社会法内部的社会分层,也显得日益重要。同一层次法律规范方式加强了借鉴和交流。例如,在社会法中,尽管法律责任是以私法责任为基础的,但由于揉进了大量的公法因素,两种责任因素高度融合,惩罚性赔偿就成为一种新型责任。作为一种新型的责任形式,应当对其力度和范围有严格的限制。在社会领域中,消费者保护、劳动者保护在同一层次可以相互借鉴,但这一责任形式则不适合运用到更微观的私法领域或更宏观的公法领域。社会团体的发展也是如此,在社会领域目前正在稳步发展,但如果向微观的经济领域延伸,则应严格管制,以防垄断;如果向宏观的政治领域延伸,则会形成政党,也不是我国目前所允许的。社会问题的复杂,决定了利益分层机制的重要性。

 

当然,随着社会发展以及学者认识水平的提高,“广义社会法”自身也有完善的必要。首先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进入社会领域,研究的方法与手段需要更新和细化,从发展方向上看,原有的第三法域本身可能出现分化。例如,十年来环保问题越来越国际化,个人本位、社会本位甚至于国家本位都不足以从范围上概括,很可能会形成国际本位,从内容上也衍化出“自然本位”而走出“社会利益”的范畴。其次,微博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社会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应当如何与传统的社团对话机制衔接,需要进一步研究。

 

  总之,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面对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以“封建社会也存在‘公’与‘私’的融合问题”“‘公力’调整的方法比比皆是”[66]的论述来强调国家管制的一统天下,在笔者看来是一种“开倒车”的思路,注定行不通。

        

 

【注释】

[1]参见王全兴:《社会法学的双重关注:社会与经济》,《法商研究》2005年第1期;竺效:《法学体系中存在中义的“社会法”吗?》,《法律科学》2005年第2期;李昌麒、甘强:《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的再认识—基于法社会学研究的进路》,《法学家》2005年第6期;谢增毅:《社会法的概念、本质和定位:域外经验与本土资源》,《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5期;林嘉:《社会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使用》,《法学家》2007年第1期;李炳安:《社会法范畴初论》,《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郑尚元:《社会法语境与法律社会化—‘社会法’的再解释》,《清华法学》2008年第3期;赵红梅:《私法社会化的反思与批判—社会法学的视角》,《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叶姗:《社会法体系的结构分析》,《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2]参见李鹏20013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载http://www.chinanews.com/2001-03-19/26/79548.html, 201222日。

[3]如谢鹏程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法律体系的结构分为基本结构(部类法结构)、部门法结构、子部门法结构、法律制度等。”谢教授所称的“法律体系的基本结构”是指“统摄整个法律体系的总体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法律体系的内容被划分为几大部类。”参见谢鹏程《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结构》,《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

[4]董保华、郑少华:《社会法—对第三法域的探索》,《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董保华等:《社会法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参见董保华等:《社会法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127页。

[6]同上书,第126页。

[7]有学者将以往对“社会法”所下的定义归为此四类。参见王为农、吴谦:《社会法的基本问题:概念与特征》,《财经问题研究》2002年第11期。

[8]竺效:《法学体系中存在中义的“社会法”吗?》,《法律科学》2005年第2期。

[9]郑尚元:《社会法语境与法律社会化—“社会法”的再解释》,《清华法学》2008年第3期。

[10]谢增毅:《社会法的概念、本质和定位:域外经验与本土资源》,《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5期。

[11]前引[9],郑尚元文。

[12]“理论与实践脱节使这种‘社会法’论述几乎毫无价值,更不可能与国外社会法理论与制度进行比较。”同上文。

[13]前引[10],谢增毅文。

[14]前引[10],谢增毅文。

[15]前引[9],郑尚元文。

[16][17]前引[10],谢增毅文。

[18]“如果将社会法作为第三法域,将无法构建社会法自身体系,社会法只能沦为一种法律性质或者法律理念,而且也不符合目前国际上关于社会法的普遍学说,最终将危害社会法的存在价值。”同上文。

[19]“在具体制度架构时,学者、立法者也不可能将环境法、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经济法(包括)消费者法等组成一个法律门类。”参见前引[9],郑尚元文。

[20]参见赵红梅:《私法社会化的反思与批判—社会法学的视角》,《中国法学》2008年第6

[21]前引[9],郑尚元文。

[22]郑尚元:《社会法的定位和未来》,《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

[23][24]郑尚元:《社会法的存在与社会法理论探索》,《法律科学》2003年第3期。

[25]前引[9],郑尚元文。

[26]前引[8],竺效文。

[27]前引[19],郑尚元文。

[28]作者对社会法的概括是:“社会法是以保护社会困难群体、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等的基本生活权益和生存权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宗旨,调整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待抚恤等)关系、社会公益关系及慈善事业关系等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唐政秋、李健:《社会法范畴和体系探究—以社会法立法为视角》,《当代法学》2008年第2期。

[29]在一个有着老年人统治传统,妇女地位又比较高的国度中,将老年人、妇女均列为困难群体,已经极大地扩大了“绝对意义上的弱势群体”的范围。

[30]“劳动者作为弱势群体,是限定在它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可以说只是相对的弱势群体,而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灾民、五保户、流浪乞讨人员、城乡低保户、特困户等是绝对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前引[28],唐政秋等文。

[31]“社会法规范‘全部社会’”与‘部分社会’“的理念,即既关注全体社会成员,又侧重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部分社会阶层或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前引[10],谢增毅文。

[32]前引[9],郑尚元文。

[33]参见杨景宇200342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讲座第一讲中有关《我国的立法体制、法律体系和立法原则》的讲座讲稿,载http://www.npc.gov.cn/zgrdw/common/zw.jsp?label=WXZLKid=316546pdmc=010505 , 201222日。

[34]前引[5],董保华等书,第11页。

[35]前引[10],谢增毅文。

[36]前引[33],杨景宇文。

[37]前引[4],董保华、郑少华文。

[38]前引[33],杨景宇文。

[39]时任总理朱铭基代表国务院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郑重地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一术语。

[40][41]前引[9],郑尚元文。

[42][43]前引[10],谢增毅文。

[44]前引[33],杨景宇文。

[45]郑尚元、李海明、扈春海:《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0页。

[46]单飞跃、甘强:《社会法基本范畴问题析辨》,《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47]前引[45],郑尚元等书,第421页。

[48][]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闯译,载梁慧星编:《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

[49]前引[5],董保华等书,第13页。

[50]参见前引[5],董保华等书,第7页。

[51]前引[9],郑尚元文。

[52]前引[10],谢增毅文。

[53][54][55][56][57]前引[9],郑尚元文。

[58]“理论与实践脱节使这种‘社会法’论述几乎毫无价值,更不可能与国外社会法理论与制度进行比较。”前引[9],郑尚元文。

[59]前引[10],谢增毅文。

[60]前引[4],董保华、郑少华文。

[61]张鲲:《社会法概念之辨析》,《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62]毛德龙、王燕:《近年来中外社会法研究述评》,《东方论坛》2008年第1期。

[63]董润青:《弱势群体与弱势主体》,《工会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64]参见前引[5],董保华等书,第189-246页、第290-323页。

[65][]赖特·米尔斯、塔尔考特·帕森斯:《社会学与社会组织》,何维凌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66]前引[9],郑尚元文。

 

 

作者简介: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2007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社会法视角下公法与私法的融合— 弱势群体保护理论的系统化”(项目批准号:2007BFX005)的研究成果以及2011年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项目“和谐劳动关系建构中管制与自治的平衡”的研究成果。

文章来源:东方法学2013年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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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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