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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社会法”与“中义社会法”——兼与郑尚元、谢增毅先生商榷(上)

 “广义社会法”与“中义社会法”

 

——兼与郑尚元、谢增毅先生商榷(上)

 

董保华

 

【摘要】 随着官方社会法定义被解读为“中义社会法”,一些社会法研究者开始据此对“广义社会法”理论展开持续而激烈的批评。在官方社会法定义公布十年之际,主张“广义社会法”的学者首次进行了回应。通过分析表面分歧与实质分歧,可以发现在社会法范围上采用广义的定义,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并无真正的分歧,两者的实质分歧在于我国当前应当是强化社会自治空间,还是国家管制。社会法内部的社会分层,也显得日益重要。同一层次法律规范方式加强了借鉴和交流。社会问题的复杂,决定了利益分层机制的重要性。

 

【关键词】 广义社会法,中义社会法,法律部门

 

200139日,时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法律门类),这一提法促使社会法的研究趋于活跃。回顾过去,社会法研究中最大的理论贡献莫过于提出了所谓“中义社会法”的称谓。笔者发现,多数学者的研究均直接或间接地基于“中义社会法”这一概念。[1]相当一部分学者在论证过程中更是将“广义社会法”置于与“中义社会法”对立的立场,并通过对“广义社会法”的批评来阐述所谓的“中义社会法”观点。本文是“广义社会法”观点持有者对这种学术批评进行的回应。在沉默多年之后,笔者之所以选择回应,是基于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对于官方的法律体系安排,尽管社会法学研究者一片赞扬,但十年来社会法理论上却并未出现有影响的论著。分析“广义社会法”与“中义社会法”相互关系,尤其是一部分学者对“广义社会法”的批评方式,有助于找出当前社会法研究的瓶颈所在,也有助于总结社会法研究的得失。

 

一、问题的提出

 

(一)对“广义社会法”质疑的背景

 

九届全国人大将社会法界定为“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关系的法律。我国已经在这方面制定了劳动法和一批保障社会特殊群体权益的法律”。[2]这是我国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出现“社会法”的概念,并将其作为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法律门类)。十届全国人大也沿用了类似的提法。我国学界由此认为,我国官方表述了一种以法律部门为形式的“中义社会法”的概念。

 

在此之前,我国几乎没有学者从法律部门的视角对“社会法”进行概括,较为流行的是从一种比法律部门更高层面的“基本结构”[3]的角度,对“社会法”作为“第三法域”作出广义的学理解释。按这种解释,社会法是一个有相同结构因素的法律群,与之对应的是社会法域。笔者的主要观点公开发表于1999年和2001年,[4]《社会法原论》作为司法部的课题,本身还要评审出版,成果完成于2000年上半年。笔者在使用“社会法”这一概念时,在沿袭此前观点的基础上借鉴了孙笑侠的提法。[5]无论是笔者还是孙笑侠恐怕都无法预知人大此后的提法。如果作一个对比,孙笑侠所称的社会法除官方现在定义的社会法外,还包括中国式的经济法。笔者定义的社会法,除包括现在官方定义的社会法外,还包括部分经济法内容。笔者认为,财税法、计划法这些完全以国家管理为内容的法律,其实只是一种经济行政法,是纯公法的内容,在很多市场经济国家也不包括在经济法中,更不应包含在社会法内。[6]

 

随着“中义社会法”的提出,官方的表述被理解为“法律部门”而非“基本结构”,在法律用语上便出现了一些混乱,有些学者将“社会法”语词归类为狭义、中义、广义和泛义四种。[7]有学者进一步建议将社会法研究中狭义、中义、广义和泛义相关语词统一为“社会保障法”、“社会法”、“社会法域”和“社会中的法”。[8]依笔者看来,在这四个用语中,官方所具有的强势地位,使“社会法”只能用于官方确定的中义范围,成为一个排他性的概念,超出这一范围的,都只能归入“广义社会法”范畴,否则会引起新的语词混乱。经济法学界已经有人提出以“社会性法”来称呼超出官方确定范围的那部分内容。笔者认为,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提法。

 

本来这一因历史原因引发的语词争论应当落下帷幕。然而,几年之后,用语争论开始被重新定性。“社会法作为第三法域的代名词”成为“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重要证据,并被冠以“法律理念”的称谓而受到批评。[9]发动这场学术争鸣的,还有更为年青的学者。“立法机关将社会法定义为法律部门”值得肯定。[10]“社会法是一个法律门类,而不是法律理念。”[11]这些学者进一步将所谓“法律理念”的研究斥为“毫无价值”[12]“危害社会法的存在价值。”[13]。近年来尽管持这种观点的撰文者增多,但从具体观点的阐述上看,均未有明显的突破。

 

(二)对“中义社会法”的褒扬

 

谢增毅以“史无前例”、“具有理论创新勇气”、“具有科学性”、“勇气和智慧”、“值得肯定”、“值得称道”、“比较恰当”、“有益尝试”、“触及了社会法的本质”等词语来称赞官方确定的中义社会法。[14]

 

谢增毅赞扬道:“这一方面说明立法机关对社会法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立法机关对社会法理论创新的一种勇气。”如果我们以“中义社会法”做一个标杆,会发现世界上基本没有国家采用这样的所谓部门法设计或法理分类。如果我们将小于这一标杆的立法范围称为“狭义社会法”,将大于这一标杆的立法范围称为“广义社会法”,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作为法律部门设计的基本上都是“狭义社会法”;作为法群结构存在的主要是“广义社会法”。

 

(三)对“广义社会法”的贬低

 

对于广义社会法的国际影响,郑尚元的说法是:“不可能与国外社会法理论与制度进行比较。”[15]谢增毅的说法是:“不符合目前国际上关于社会法的普遍学说。”[16]然而,他们却忽视了在赞扬官方时透露出相互矛盾的信息:“立法机关将社会法定义为法律部门,而不是国际上曾经流行而且现在又受到国内某些学者推崇的‘第三法域’,也值得肯定。”[17]“第三法域”的说法到底有没有国际影响力呢?至少从谢增毅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广义社会法”在德国、法国、日本均有人主张,在日本还极为流行,何来“不可能与国外社会法理论与制度进行比较”的说法?如果想表达曾经流行而现在不流行的意思,这些学者倒是应当认真思考我国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上,学者的任务并不是一味追求流行。

 

对于广义社会法的现实影响,谢增毅认为:“社会法只能沦为一种法律性质或者法律理念,”“最终将危害社会法的存在价值。”[18]这种观点以此消彼长的方式,将官方定义的“中义社会法”与“广义社会法”置于完全对立的地位。先不说“广义社会法”是不是仅仅只是“法律理念”,为什么法律性质或者法律理念的讨论要与“沦为”这样的贬义词联系,被称为“危害社会法的存在价值”?有关学者并无交待。立法实践脱离法律理念而发展,难道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吗?

 

如果我们不割断历史看问题的话,官方关于社会法的定位决非空穴来风,这一点人大有关方面是有说明的:“关于法律部门,法学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常委会根据立法工作的实际需要”进行划分。在此之前,“经济法”的提法已经频频出现,在我国现行的部门立法体制下,官方面对两个法律部门,将扣除经济法之外的内容作为社会法的内容,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也反映了学者希望强化“社会法”这一概念的想法。在一个正常的管理秩序下,官方总是在学术争鸣中作出某种更为现实的决策。学者讲的是“理论逻辑”,官方讲的是“实际需要”。无论这种官方决策是否与某一种具体的学术观点相同,之前的社会法研究显然推动了官方对于社会法的关注和认识。

 

面对一些学者的质疑,如何理解“广义社会法”与“中义社会法”?两者应当是怎样的关系?笔者认为,对于“广义社会法”的批评至少应当区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只存在表面分歧;其二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存在着实质分歧,尤其应当关注为回避分歧,对被批评者观点进行歪曲的现象。

 

二、“广义社会法”批评中的表面分歧

 

“中义社会法”对“广义社会法”最直接的批评是后者范围上的过于广泛。[19]尽管秉持“中义社会法”的学者的实际观点并不相同,但稍加分析便会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在范围概括上,“中义社会法”学者均未摆脱“广义社会法”的逻辑。有些学者直接对狭义、中义、广义和泛义相关语词重新定义,将一部分学者概括为泛义的内容称为广义,概括为广义的内容称为中义,他们并不否定第三法域的存在。从具体论证上来看,这部分学者公开继承了以往“广义社会法”的研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另一部分学者虽对“广义社会法”的研究方法持激烈批评的态度,但稍加留意便会发现他们与批评对象之间存有共识。

 

(一)批评者对于社会法的理解甚至比被批评者更为广义

 

批评者强调“广义社会法”涵盖的立法过于广泛。如何为官方定义的“中义社会法”量身打造一个统一的理论视角显然是主张“中义社会法”的理论工作者应当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些学者在大张旗鼓地批评“广义社会法”时,却悄悄进入“广义社会法”甚至于超“广义社会法”的轨道。我们不妨对两位批评者的观点分别进行审视。

 

1.郑尚元的学术观点其实是一种“广义社会法”的观点

 

在官方的表述中,法律门类与法律部门可以被理解为互换的概念,两位批评者均持这种观点。当郑尚元强调“社会法是一个法律门类,而不是法律理念”[21]时,首先就与自己的学术观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两种冲突的表述在郑尚元早期的文章中同时存在。郑尚元认为:“社会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22]“社会法不仅仅指社会保障法”,“社会法是调整自然人基本生活权利保障而衍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法律群”。[23]。作为法律群显然是以某种“法律理念”集合起来,“社会法主体具有扩散性”,强调的只是社会公共性,而没有特定的调整对象。而郑尚元又认为:“社会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社会法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24]这种自相矛盾有时会出现在同一篇文章紧邻的上下两段中。例如,上一段表述:“社会法主体具有扩散性,社会法法律关系的社会公共性决定了社会法主体的扩散性。”这显然是一个“广义社会法”的表述。然而下一段表述:“本文以社会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的命题展开,寻求支持社会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理论依据。”[25]这似乎是一个符合“中义社会法”的表述。社会法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当时就已经有学者指出郑的文章中存在两种自相矛盾的答案。[26]然而,那时没有人认为“中义社会法”与“广义社会法”有什么冲突,这种表述最多也就是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当学者本人将这种冲突上升到“有无理论价值”的高度时,我们就不得不来区别郑尚元已经发表的成果中,哪一种说法是主要的。遗憾的是,我们发现后一种观点实际上构成其主要观点。其理由是:

 

其一,从法律理念上看,郑尚元根本就反对“法律部门”这一行政划界的提法。郑尚元认为:“法律部门的学术运用存在着先天营养不良的现象。”“‘法律部门’一词是否科学值得怀疑,从英文文献中是找不到与该词相一致的英文译词的,即,‘The department of law’,如果有这样的表述,肯定大多数人不知所云。部门总是与有关行政机构相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与机构联系在一起的,不应该成为不同法律界别的名词。”[27]

 

其二,在其作为法律部门进行表述时,所下定义其实也是“广义社会法”的,就“社会法是调整自然人基本生活权利保障而衍生的社会关系”而言,自然人的消费、交易、居住、相邻、婚姻、教育、雇佣显然都应涵盖在内,明显超出了官方定义的“中义社会法”的范围,这些内容也无法涵盖在一个法律部门内。

 

其三,在其对法律部门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进行列举时,“公益事业举办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教育权利保障形成的社会关系”等内容也是按广义社会法来概括的。

 

2.谢增毅的学术观点其实也是一种“广义社会法”的观点

 

谢增毅试图从弱势主体“生存权”这一视角出发来限定社会法的范围,于是涉及社会保障法这一社会法的狭义概念,社会保障法的核心范畴无疑是“生存权”。就生存权包含的范围而言,笔者以为《社会法范畴和体系探究》[28]一文给出了比较广泛的制度设计,[29]即便如此,与官方划定的“中义社会法”相比,不包含的内容最主要的是劳动关系。[30]谢增毅是不同意这种概括的。如何将这一“相对弱势”内容包含进去呢?谢增毅的回答是在“生存权”的基础上再加上“发展权”,“部分社会”加“全体社会”。[31]“生存权”和“发展权”几乎涵盖了我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的全部追求,有多少经济、社会权利能不被涵盖?“部分社会”加“全体社会”更是将所有的社会关系一网打尽。难道这不是一个比“广义社会法”还要广义的概念吗?

 

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加上“发展权”,“部分社会”加“全体社会”,这种相加到底包含多少法律部门?谢增毅的回答是在官方划定的范围外,“可以将涉及公民住房权、教育权、健康权、安全权等教育法、医疗卫生法、安全生产法等保护公民社会权利的法律纳入社会法的范围之中,从而丰富社会法的体系。”这样的回答已经不是谢增毅所称道的“具有科学性的社会法定义”即“中义社会法”定义了,而进入了他们极力贬低的“广义社会法”的逻辑。问题是,为什么只是加入这些内容,我们随便加入几项又如何?例如:迁移权、娱乐权、消费权、婚姻权、知情权、选举权,难道这些不是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应当享有的权利吗?当理论演绎到这种地步时,实在太随意了。

 

鉴于以上两位学者在社会法应当包含内容上的不确定,也许研究两位学者所理解的社会法不应涉及的范围更有意义,因为只有这一内容才具有确定性。从郑尚元的研究看,其强调“自然人基本生活权利保障而衍生的社会关系”,[32]应当包括自然人消费关系,但其在列出范围时,却没有自然人消费关系。从谢增毅的研究看,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加上“发展权”,“部分社会”加“全体社会”,两者整合出来的社会权利,几乎可以将所有的法学研究领域一网打尽。然而有意思的是,谢增毅将公民住房权、教育权、健康权这些性质各异的社会关系都放入一个法律部门的调整范围时,却并未将消费、环保这些更相近的关系放进来。难道弱势群体只需住房、教育,不需要消费吗?离开了环保能谈健康吗?这种逻辑上明明涵盖,却又在列举时硬性拉出,依据的已经不是法学逻辑,而是跑马圈地的潜规则,只能在无主土地上动脑筋。消费、环保早已名花有主。说到底,一部分“中义社会法”主张者,其实是反对“广义社会法”将消费关系、环保关系纳入“保护弱者”理论的研究范围。

 

(二)批评者为什么会进入“广义社会法”的逻辑

 

“中国的立法机关能在面对国际上各种社会法学说时,选择对中国社会法的理论和实践相对有利且具有科学性的社会法定义,的确值得称道。”这是谢增毅的评价。单就社会法定义而言,官方其实只是采纳了早已存在的“广义社会法”的定义。官方2003年提出的定义是:“社会法是在国家干预社会生活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门类。”[33]我们不妨对比此前“广义社会法”提出的定义:“社会法是国家为保障社会利益,通过加强对社会生活干预而产生的一种立法。”[34]观察两位学者的文字风格,对官方与对学者,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将褒、贬的形容效果发挥到极致,于是两个极其类似的定义,有着“捧到天上”与“贬人地下”的不同命运。批评者这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其实要从他们对官方那种“史无前例”、“具有理论创新勇气”、“勇气和智慧”、“有益尝试”[35]的赞美词中寻找依据。

 

对比“广义社会法”定义与官方定义的区别,官方强调社会法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门类”。[36]观察我国九届全国人大与十届全国人大关于“社会法”的范围表述,两者并不相同。九届全国人大李鹏委员长的表述是:“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关系的法律。”[37]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将“社会法”解释为:“规范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关系的总和。”“所调整的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社会不同部分之间的法律关系。”[38]社会法所涉及的范围有所放大。事实上,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社会法概念后,时任总理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弱势群体的概念进行了阐述。[39]我国当时主要是按困难弱势群体的标准来构建法律体系。然而,人大自己已经申明,其是按实际工作需要来进行立法归类,除了立法理念,还要考虑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我国的法律部门本身强调的就是部门立法,更要考虑方便管理。我国在立法归类时,从2001年李鹏的表述看,主要是将当时劳动部、民政部管理的内容归为社会法;从2003年杨景宇的表述看,在将“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时,还加入了社会团体的内容,“社会不同部分之间的法律关系”。

 

当郑尚元、谢增毅将官方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确定的一个立法分类上升为某种法律部门的理论定义时必然缺少理论含量,这一点“中义社会法”的赞美者也无法完全否定。“该定义仅仅指明社会法的范围,社会法的价值目标和核心范畴并不清晰。”一个“价值目标和核心范畴并不清晰”而且范围本身也在变动的定义,怎么可能成为科学性的社会法定义?赞扬者似乎又一次陷入自相矛盾。尽管如此,他们依然表示,“广义社会法”“基础理论阐述得再完美”也因“理论与实践脱节”而没有价值,[40]应当让位于“价值目标和核心范畴并不清晰”的中义社会法。在郑尚元、谢增毅那里我们看到一种奇怪的逻辑。理论工作者的本职工作本应是“理论创新”,但郑尚元认为“毫无价值”;[41]谢增毅更认为“危害社会法的存在价值”。理论创新的任务应当交给谁呢?他们的回答是“立法机关”。他们高度赞扬“立法机关对社会法理论创新的一种勇气”。[42]学者的任务是什么呢?“关于社会法的价值目标和核心范畴主要是学者的使命,不是立法机关应该做出的回答。”[43]在“立法机关对社会法理论创新”之后,由学者来回答的“价值目标和核心范畴”充其量只是事后的图解政策。可见,他们并不是真的不要研究法律理念,只是要求这种法律理念限定在官方划定的法律门类内进行。

 

面对官方“逐渐发展起来”的提法,[44]某些自称研究我国“中义社会法”的学者一方面看到了社会法的调整范围日益扩大的现实情况,另一方面又无法归纳出这种扩大的内在依据,于是将理论创新的任务推给了“立法机关”。当学者的任务只是被简化为事后的图解政策,反映出我国一些自称为“中义社会法”的研究者陷入了某种理论困境。面对日益变动的立法范围,唯一确定的是基于某种行政划界而不纳入社会法的范围。一个较为功利的方法是:为社会法下一个奇大无比的定义,然后再根据某种行政划界将已经名花有主的内容生拉硬拽出来。官方划定法律部门是一种行政管理的需要。当学者自觉遵守且不断夸大这种行政划界,就可能束缚学者的理论逻辑。当学者的理论逻辑与行政界定以及由此产生的潜规则发生冲突时,有些学者毫不犹豫地转向后者。在“中义社会法”研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一些论著正在丧失学者赖以生存的学术逻辑。

 

当一国的立法活动被描绘为“理论创新”,并鼓励其以“创新勇气”做“史无前例”的立法安排。学者认为是在对立法机关赞扬,其实是在贬低。学者是以“理论创新”方式提方案的,立法机关是在此基础上做选择。两者关系如果颠倒,社会会陷入极大的混乱。法律作为社会的稳定器是偏向保守的,以立法的形式进行“理论创新”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无异于视立法为儿戏。“创新勇气”越大,整个社会付出代价也越大。十年动乱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将“史无前例”的理论,简单地付诸社会实践。笔者认为,经历如此惨痛教训的国度是不会轻易接受那种以立法的形式进行“理论创新”的创新理论的。

 

其实,官方确定“中义社会法”时,并不是在进行所谓“史无前例”理论创新,更不是让“法律门类”脱离“法律理念”。从国际视角来观察我国官方的社会法表述,从1843年英国的新《济贫法》到1883-1889年德国的一系列社会保险法案再到1935年美国的《社会保障法案》,直到当今社会法被理解为一个法群,社会法无论从“法律理念”还是“法律门类”(这两者本没有什么冲突,没有一国的立法实践会让法律门类脱离法律理念),显然是从狭义走向广义。我国官方主张的“中义社会法”在制度设计时已经进入21世纪,一开始就比保障弱势群体生存权范围更广泛,为制度改良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这也体现了我国官方对社会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这种从狭义走向广义的定位,体现了“广义社会法”的要求,与国际趋势也是一致的。然而,随着这种扩大,我们是否应当将一个庞大的法群称为“法律部门”则是应当商榷的。“法律部门”体现的是部门立法的概念,这种行政划界也会给我国立法带来一定的局限性。

 

总之,当前社会法学术研究对于社会法应当从狭义走向广义并无真正分歧,所争论的只是学者是否应当触碰国家的行政划界。这一争论涉及了更为实质的分歧。

 

三、“广义社会法”批评中的实质分歧

 

  (一)关于第三法域的理解

 

对于“广义社会法”,郑尚元、谢增毅两位学者更愿意强调公法、私法混合的特点,并从最狭隘的角度予以概括。谢增毅认为:“‘第三法域’的观点侧重于描述社会法的法律属性,亦即社会法不具有传统的公法或者私法的典型特征,而具有公法和私法融合的特征。”郑尚元认为:“从公法与私法发展的脉络以及社会法同公法、私法的关系来考查,并非当然地就能得出第三法域即为社会法的结论。”[45]笔者认为,对于一种学术观点进行批评时,应当对这种学术观点保持起码的尊重。一些经济法学者对笔者进行批评时,将笔者的观点概括为所谓的“中观说”,[46],至少这些学者还明白“第三法域”观点的重点不是“公法与私法的融合”,而是社会分层所形成的“社会利益本位”。彼此非常熟悉的学者,以这种方式进行学术论战,本身是要回避两种观点交锋中最要害的内容。

 

即便是按照两位批评者那种最狭隘的理解,也会涉及对于“第三法域”这一提法是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作为一种学术观点,至少应当保持逻辑上的同一,然而我们看到了在一篇文章中两种完全相反的说法。先看谢曾毅的观点:一方面,他认为“社会法属于公私融合之法或‘第三法域’,应不成问题”;另一方面,似乎又很成问题:“现在的法律已经很难找到纯粹的公法或者私法,公法私法化或者私法公法化已经是法律的普遍现象”,“要从公法、私法之外刻意划分出第三法域,是相当困难的”。到底是“不成问题”还是“相当困难的”?再看郑尚元的观点:一方面,认为“中义社会法”本身就从属于“第三法域”;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现代社会公法与私法的融合是普遍现象,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理论作为界定社会法的理论前提存在严重问题”。[47]我们看到的也是相互矛盾的说法。如果我们更具体地研究两位学者对于社会法所应涉及与不应涉及范围的具体表述,可以看出,他们其实是否定第三法域的理论意义的。

 

对于他们两人的说法,笔者十多年前就已经在引述日本学者的观点的基础上给予了评论:“面对这种公法与私法的交融,传统的私法理论与公法理论以及相应的法律制度自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公司法中的‘刺破公司面纱’等等,当代民法、行政法有了一些新的特点。但是这种变化可以说是‘万变不离其宗’。对于二元法律结构而言,权力和权利的结构分化一旦完成,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就形成了权力和权利的二元并存局面。这时,法律面临着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如何协调权力和权利二者间的关系?如果过份强调国家权力的无限性,脆弱的权利必将萎缩甚至重新为权力所吸收;如果片面强调权利的绝对性,忽视权力在市场经济中的能动作用,不仅会阻碍社会经济总量结构优化,而且会导致社会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紧张关系。最佳的方式是为私法与公法相结合划出一块相对独立的领域,‘以维持这种社会经济弱者阶层的生存及其福利的增进为目的的诸法律在学术上按体系分类,称为“社会法”,……’[48]这就是第三法域。”[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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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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